以正确的方式和内容打造既反映时代精神又保持民族特色关系的文化，是中国涅槃文化革新运动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向“新”文化转换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中国涅槃文化革新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对中华民族特色进行精确理解和把握，把传统文化创新的内涵与当代先进的创新文化相链接、与国外的创优秀新文化相借鉴、与指导思想下的的创新文化相契合，努力打造21世纪中国文化的品牌。
“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叉”均指此义。在此基础上，“文”又有若干引申义。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尚书·序》所载伏曦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论语·子罕》所载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其实例。其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所以《尚书·舜典》疏曰“经纬天地曰文”，《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这便是《礼记·乐记》所谓“礼减两进，以进为文”，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尚书·大禹谟》所谓“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等。归纳以上诸说，“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化”又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段话里的“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
西汉以后，“文”与“化”合成一个整词，如“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之诗》）。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因此，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本属精神领域之范畴。随着时间的流变和空间的差异，现在“文化”已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成为众多学科探究、阐发、争鸣的对象，但基本形成了以下的共识：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人类从“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的“植立之兽”（《思问录·外篇》）演化而来，逐渐形成与“天道”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人道”，这便是文化的创造过程。在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而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这里的“自然”，不仅指存在于人身之外并与之对立的外在自然界，也指人类的本能、人的身体的各种生物属性等自然性。文化的出发点是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进而也改造自身即实践着的人。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举例言之：一块天然的岩石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工打磨，便注入了人的价值观念和劳动技能，从而进入“文化”范畴。因此，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既反映在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更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生理与心理的、工艺与道德的、自律与律人的）的不断提高和完善。由此可见，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很大，故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称作“大文化”。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共业”包含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等。广义的“文化”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立论，认为正是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以及计划的人”，因而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的定义域。一般来说，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多持此类文化界说。与广义“文化”相对的，是狭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被称作“小文化”。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是狭义“文化”早期的经典界说。在汉语言系统中，“文化”的本义是“以文教化”，亦属于“小文化”范畴。本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里的“文化”，也属狭义文化。《现代汉语词典》关于“文化”的释义，即“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当属狭义文化。一般而言，凡涉及精神创造领域的文化现象，均属狭义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形成与传承过程中有其创新性，当然也会具有一定特征。我们知道，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延续，是一个民族得以发展和延续的精神动力。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博大精深、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特征。首先是，和谐创新。和谐创新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和谐创新是天地万物、人文自然的基本规律。《易传》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不断地创新是最高的道德，不断地创新才能发展变化。创新意味着盛德，同时，盛德意味着创新。只有健康、健美、健壮有力的人和物才能行于天下，才能在大自然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而要强健就必须自强不息，不断创新和发展。“载物”即是以德育物、生物、养物、造物、用物。物的创新一方面离不开遵循自然之道，另一方面还要合乎道德和谐之法。把德行创新化，把创新德行化，这是对德的最深刻的体悟，也是对创新最深刻的体悟，这两个体悟归结为一个体悟就是道德和谐与创新的统一，即和谐创新。“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是对自然与社会和谐创新规律更为清晰的表达。“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即是和谐创造、创新；“道”即是规律。中国文化强调“和为贵”，是一个贵和的哲学，现在则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现实性。这对于中国的民族价值观念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和谐文化”的提出，可以说是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的同时，努力创新文化机制、文化理念的一个重要举措。这样的文化创新性也能够引导和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创新理念和创新方法，从而更好地发展具有创新性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次是，整合创新。整合是指不同的文化互相吸引、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文化不仅有排他性，也有融合性，特别是当不同文化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必然相互吸收、融化、调和，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可以说和谐文化的形成在文化的整合性上表现得很明显。文化的整合实际上是不同文化重新组合。“和谐文化”思想早在西周时期，就已认识到“和”是万物存在的基础，所谓“和”就是“以他平他”，不同的因素、成分相互作用，以一定的关系构成和谐之整体，这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础。西周太史史伯分析西周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时说“去和而取同”。“取同”就是模仿、雷同、因循守旧，就是没有创新，而没有创新的原因就是丢弃了“和”，即是说，“和”才能有所不同，有所创新。正如史伯认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在史伯看来，物、美、音乐、情感、道德以及思想智慧的生成，都是和的创造。和与同的区别就是“生物”与“不继”的区别，即创新、创造、发展与守旧、模仿、僵化、停滞、死亡的区别。史伯的“和实生物”就是对不同的要素进行和谐组合所实现的创新，而物的关系的和谐化与道德、美、思想等社会关系的和谐化又是同一个过程。从自然界的阴晴寒暑、风雪云雨，到国家政治的礼乐刑赏、宽猛两手，再到人体的阴阳寒热，心情的喜怒哀乐，都只有和谐平衡，才能正常整合创新发展，若有过分，破坏了和谐，即成灾病。《周易·乾卦·象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中庸》也说：“中也者，天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老子也谈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都肯定了和谐组合所实现的创新的重要性。它既是中国古人对宇宙万物本质和规律的一种深邃认识，同时也给人们指出了一个追求的理想目标。即只有保持互相吸引、融化、调合完满的和谐创新，万事万物才能各得其所，呈现出理想的发展景象。第三是，兼容创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自古就贯穿着宽容的精神。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还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意思是。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庄重而不与他人争执，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小团体，才称得上君子。在这里，孔子提出了“和”与“同”两个概念，“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是一味地附和乃至结党营私，谋取私利。春秋时代晏子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这也就是说，必须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兼容不同的观念，才能使原来的思想“成其可”，“去其否”，得出正确的结论。以“道法自然”著称的道家学派，更是主张人际和谐的宽容，避免冲突，实现社会安定、太平。在《道德经》五千言中，老子不仅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宽大为怀，人人“甘其食、美其衣、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而且提出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以及“去甚、去奢、去泰”等主张，即人们也要效法天道，“有余以奉天下”，而不要“损不足以奉有余”，以实现社会的相对均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还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孟子的“人和”观，并在历史上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人和”思想的精华主要在于“和而不同”与“有余以奉天下”，这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和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创新特征之后我们看一下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扬弃、改造和更新，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我们应该深入探讨如何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既保持其主体性，又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超越国家和地区局限，使其成为世界性、全球化的文化思想，成为整个人类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以增强我们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首先是，凸显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创新，必然表现为积极面向现实，面向未来，敢于突破陈规陋习，敢于用创造性行为来为社会营造解放思想的氛围，敢于用新的观念来取代旧的观念。西方的学者往往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看作是广义的现代文化的开端。文艺复兴打着恢复古希腊文化的旗号，但是，它是针对中世纪的迷信统治、思想僵化而来的，新观念、新形式、新做法比比皆是，因此，本质上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并反映了未来的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趋势。中国文化早就有创新意识，《周易》中的和谐创新思想，前文已有论述，儒家思想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说，商鞅也提出过圣人“不法其礼”、“三代不同礼”的思想。“五四”时期，先进人物深深地感到了旧有的文化与现时代的不相一致之处。于是胡适在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就提出“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在此基础上，陈独秀才提出“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三大主张。实际上，文化的创新不只是为自身找到了新的出路，同时还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开启了人们的视野，对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五四”运动作为文化创新运动，一方面它创造了富有活力的新文学、新文化，使中国文学从古代形态进入现代形态，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另一方面它为国家、民族的改造、发展找到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变革。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应当注意到，邓小平在这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相提并论的。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文化并不是袭用他人的陈套，而是经过了自己的创造性加工，也就是一种文化创新。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要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才能使我国文化面对未来，走向现代化。其次是，坚持民族特色的独立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针对如何正确对待外国文化遗产的问题提出了“洋为中用”的方针。所谓“洋为中用”，就是要求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有分析有批判地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并加以消化，使之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曾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WTO规则在经济自由的名义下对参与国的政府权力提出了挑战，政府不能在政治的名义之下采取与游戏规则相悖的行动，一些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越来越淡薄。这些问题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优势正在消退，西方文化中的消解性成分越来越扩大影响，使得中国文化在向西方文化模式靠拢。随着文化和审美观念被征服，西方的政治标准和政治理念也就逐渐侵入人心。当文化观念和政治观念的侵入取得成效时，西方政治势力就会扶植中国国内的“亲西方派”，着眼于“在中国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将注意力放在年轻一代身上。由此可见，全球化时期的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绝不是神经过敏。如果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有效地应对的话，那么，随着西方生活方式的渗透，价值观念的改变，中国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将逐渐失去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这种共同的、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就会分裂为许多不同的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如果这个国家本身也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那就会出现消解因素的内外重合。这时，社会组织，包括国家和政党的价值基础遭到怀疑，组织内的规则失去应有的约束力，个体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基础动摇，于是诸多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将被引发。而这些问题在特定的时期，将会对国家、民族的生存造成大的冲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理论，引发了人们对全球未来发展的新思考。按亨廷顿所说，各个民族国家的文明在表层上可能出现认同，但在内核上(价值观念与宗教)则难以兼容，这样，“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他认为“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文化认同在国家、民族内部成为凝聚力的胶合剂，而在外部则成为独立存在的标识。这样，要不要和有没有自己的文化理念及其形式，成为现代国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这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事实上，我们看到，在海内外只要出现了中国的文化形式，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服装、艺术、民俗，都可以引起华人的认同感。包括两岸问题，无论是一个中国的认同，还是未来的统一，都需要建立文化认同。共同的文化符号，共同的历史因缘，是认同“一个中国”最根本的基础。只要中国人不忘“本”，了解“根”，自然“根本”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海峡两岸就会重启和解的愿景，造福华夏所有子孙，再造中华复兴的新契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广收博采、熔铸万物的同时，必须保持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品格。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民精神境界的文化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管理方式，都要积极研究借鉴。要始终高举社会主义文化旗帜，在文化观念上决不照抄照搬，在发展模式上决不简单模仿，坚决防范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侵蚀干部群众的思想，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我们要大力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努力提高民族文化产品的质量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活力；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坚决抵制一切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使我国文化沿着健康的道路走向现代化。第三是，强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以“和”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在文化多元化、全球化的时代的今天，更应该焕发出感召力和吸引力。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要求是实现价值认同。文化价值观念的感召力、吸引力是国家软实力的真正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讲究“和而不同”，肯定世界的多样性统一，承认各方的差异，认同多元共处和相互依存。儒家主张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地位平等。墨家提出“大国不攻小国，大家不篡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欺愚，贵不傲贱，富不傲贫，壮不夺老”的八大正义标准。注重“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更能够体现出以合作、说服、渗透为主要特征的国家软实力竞争的优势，更容易被别国认同和接受。在国际矛盾日趋复杂、尖锐的今天，中国这种“和谐”、“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一定要发挥独特的协调、平衡和包容的作用。它不但为解决新形势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为我们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1、相对于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统世界的“和平”文化霸权，中国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更容易被别国认同和接受。“如果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对它的人民的知识信念和道德价值观念有吸引力，而其对手却没有成功地选定具有这种吸引力的目标，或者没能成功地使其选择的目标显现出这种吸引力，那么，这个政府便会取得一种无法估量的优势。”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掘和谐文化资源，倡导和谐社会理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胡锦涛代表我国在第60届联大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和谐世界”，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表述，是中华文化为形成国际秩序主流观念作出的新贡献。它对于化解国际社会危机，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缔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吸引力。2、只有中西文化很好地融合包容，才能创造新的文化成果。众所周知，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批判和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引进，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化的诞生。但是，当时也的确因主要矛盾的存在而忽视了民族文化的积极性。毛泽东曾经说：“内战时不讲他不能怪我们，因为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他的意思很明白：“五四”时期不提出打倒孔家店便不能深刻反省民族文化的落后方面，但是这并不能说民族文化(包括孔子思想)就没有积极因素，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又要予以强调。今天，中国文化已经走上了现代化道路，而西化的危害性又日益明显了，强调民族精神和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只会使我们的民族思维更加成熟，现代化模式更加健康。事实上，既强调传统文化，又大胆吸收西方文化成果，才能产生与时代要求相符合的文化成果。例如，文艺创作中，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等都大量地采用了西方文化要素，而其内核却是民族利益、民族意识，可以说这就是创造性的中国话语形式，这就是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的中国文化激发了一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塑造了民族英雄的崇高人格。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面临着多种文化形态如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理想文化和现实文化、一元文化和多元文化的选择。和谐文化的包容性不是各种文化机械的包容，而是互相吸收、融合而产生的新的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求而提出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体系越是包容了不同的文化特质，那么，其文化体系就愈丰富，愈有生命力。文化的融合与包容既可以使文化不断更新、发展，也可以使文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有利于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形成更为理想的文化体系。总之，既要顺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又要保持清醒的民族意识，致力于有自己立场的开放性文化建设的实践，是我国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涅槃文化革新运动的追求。